第8章哪一种大众 (第1/2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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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“大众”,很容易把它抽象化。其实,再大之众也没有自我神化和逃避解析的特权。小农经济的大众,与游牧经济的大众,显然有些不同。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内的大众,与伊斯兰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大众,也不是一回事。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,与不同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条件相联系,所谓大众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、品质以及性能。单是着眼于人口统计中的数据大小,并不能给大众赋予多少意义。即便这种统计真实可信,对于相关讨论来说也远远不够。
在工业消费社会形成以前,与大众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小众,是指贵族。人们做出这种区分,使用的是经济尺度,是阶级分析方法。这与后来人们转用文化尺度,把人群划分为“大众”与“精英”两个类别,大为异趣。精英与贵族当然不能互等。但是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,多数文化精英出身于贵族阶层,使这两个概念又结下了不解之缘,以致被后人经常混用。在文化的民主体制实现以前,贵族不仅控制着社会的主要财富,也主宰了学术、教育、宗教、戏剧以及绘画,成为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——包括用科举考场或者贵族沙龙,吸纳贵族圈以外的各种人才和成果,将其纳入主流体制。文化的腐灭也好,新生也好,多是有钱人的事。
当然,贵族一旦精英起来,常常把批判锋芒指向贵族以及贵族制度本身,显示出贵族的自我解体和自我否定方向。尤其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后,他们的批判性、平民意识以及人道主义理想,确立了“精英”的应有之义,成为精英们的文化标志。看一看托尔斯泰的传记、勃勒东的博物馆,还有泰戈尔的故居,便可以使往日精英们的形象渐渐清晰。那是一种根植于锦衣玉食、深宅大院里的道德自省的精神反叛,是贵族逆子们的浴火新生。对于这一些不安的灵魂来说,大众是他们自救的导向和目标,并且在他们的深切的同情和热切的向往中,闪耀出神圣的光芒。“劳工神圣”、“大众化”、“到民间去”等等观念,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知识界潮流,并且长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。他们或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(托尔斯泰等),或者试着描写车夫、奶妈、佃农一类颇为生疏的形象(鲁迅等)。当革命的大潮汹涌而来,更多的知识精英直接投入到大众行列,亲身参加土地改革、战争、建设等历史实践,在那里胼手胝足摸爬滚打,“改造世界观”,力图洗掉自己身上“原罪”般的贵族烙印,诀别自己以前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的腐败生活方式。以至到了后来的“文革”,无论有多少极端政策让知识分子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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